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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山西经济之困

  2011 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放缓,步入个位数时代。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201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重大战略判断。在这个大背景下,作为资源大省的山西情况更为严重,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滑,陷入发展困局。

  山西省的经济困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地区省生产总值连续大幅下滑。2011年之后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持续下滑,尤其是2014年从8. 9%下降到4. 9%,全国排名倒数第一。二是财政收入急速下降。从2012 年到2014 年,山西省财政收入降幅达到了18%,2015 年前三季度更是负增长,降幅达到11. 4%。2015 年上半年山西省11个市中只有太原、阳泉、运城三个市小幅增长,其余8 个市均出现负增长。降幅之深之广,前所未有。三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增长乏力。2013 年山西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 120 元,较全国水平低3 191 元,全国排名19; 2014 山西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 538 元,较全国平均水平低3 629 元,全国排名20; 2015 年前三季度山西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 690 元,较全国水平低3 677 元; 差距进一步扩大的趋势非常明显。

  对于山西经济困局的原因探析,现有文献更多是依据资源诅咒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山西当前困局就是一煤独大的资源型经济困局,即由于对煤炭产业的过分倚重,产生对其他产业、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造成了山西省产业结构失衡,山西经济与煤炭产业紧密正相关,造成山西经济发展陷入因煤而兴,因煤而困的循环难以摆脱

  而对于山西经济之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上如何进行解释,现有文献涉及较少。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经济增长就是社会再生产的持续扩大,而经济难以增长必然就是社会再生产难以扩大。本文就是从社会再生产扩大的基础和条件出发,来探析山西省经济之困,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理论的扩展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资本的积累和两大部类保持合适的比例关系是社会再生产的扩大的基础和条件。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思路,本文认为,社会再生产的持续扩大还需要两大部类内部各个产业之间也要保持合适的比例关系。

  ( 一) 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积累是社会再生产扩大的基础

  再生产的外延式扩大必须以资本积累为前提。而资本的积累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这必然就要以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积累为基础。也就是说,资本积累是再生产扩大的主要源泉,而剩余价值又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92 只有剩余劳动的存在,进而物化成剩余价值,并在经济体内有效积累,才能为扩大再生产奠定基础。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资本积累包括内部积累和外部积累,因而分析剩余价值积累也必须考虑内部剩余价值积累和外部剩余价值积累。

  ( 二) 剩余价值的合理分配是再生产扩大的实现条件

  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扩大理论认为,社会再生产的扩大有两个条件。而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思路,本文认为要确保社会再生产扩大的持续,必须要实现三个条件。

  首先,要扩大再生产,就既要有可供追加的生产资料,又要有可供追加的消费资料

  再次,两大部类内部各个产业之间应该保持合适的比例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思路,两大部类之间必须保持合适的比例关系是由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产品在价值和实物上都要依靠对方来得到补偿和实现。而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两大部类内部的产业不断增多。不可否认,各产业之间同样存在着生产和消费上的联系,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如煤炭是钢铁产业的能源提供者,钢铁产业的产品又是设备制造产业的原材料,等等。因而,社会再生产的扩大不仅需要两大部类之间保持合适的比例关系,也要求部类内部各个产业也要保持合适的比例关系。

  进一步分析,对两大部类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不同比例的追加,就是对于积累并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按照相应比例的分配。同理,对部类内部各个产业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不同比例的追加,也是对分配到本部类资本化剩余价值的再分配。

  因而,只有剩余价值在两大部类之间以及部类内部各产业间进行按比例的合理分配,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持续扩大和协调发展。

  二、山西经济之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

  分析山西省这个经济体的困境,就是分析山西省社会再生产扩大的基础与条件为何没有得到满足。首先,按照再生产扩大理论的基础,就是要分析山西省有没有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些剩余价值有没有在省内形成有效的积累; 其次,按照再生产扩大理论的实现条件,就是要分析在山西省内积累的剩余价值在两大部类之间以及部类内部的分配比例是否合理。

  ( 一) 剩余价值在省内未实现有效积累

  剩余价值生产是剩余价值积累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地区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即所有常住单位的增加值之和。那么这种增加值之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来衡量剩余价值的生产量。山西省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断增加,主要表现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和煤炭产量的增加。1952 年至2013 年间,山西省地区生产总值从159 978 万元增加到126 022 400 万元,增长了786. 7 倍。山西省作为煤炭大省,煤炭是山西省的支柱性产业,煤炭产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物化的剩余价值的生产量。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产煤量总计达120 亿吨以上,长期保持全国煤炭产量第一的位置。

  但是,剩余价值生产到剩余价值积累,尤其是剩余价值在山西省内的积累存在较大的差距。一方面,山西省生产的剩余价值通过煤炭、贷款、投资等形式输出,内部积累不足; 另一方面,山西省利用外部资金能力落后,外部积累严重不足。

  1. 内部剩余价值伴随着煤炭的外调向省外输出长期以来,在我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一直是我国的主要消费能源。2000 年占比为68. 5%,2005 年达到高值,为72. 4%,随后虽有下降趋势,但在2014 年依然达到了66% 以上。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省的煤炭3 /4 以上都用于支持省外经济的发展。山西省的煤炭大部分用来外调出省和出口,在2005 年外调比例达78%,2013 年外调比例也在65%左右。

  同时,也是由于煤炭是我国的最主要的消费能源,而国家将山西定位为重要的能源和原材料基地,1993 年以前煤炭生产和价格受到严格控制,其后虽然逐步放开煤炭价格,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煤炭市场的价格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煤炭的价值没有得到有效的价值补偿,因而煤炭的输出伴随着剩余价值向省外输出。

  2. 内部剩余价值通过贷款和投资向省外输出除了上述煤炭输出渠道,贷款和投资输出也是造成山西省剩余价值内部积累不足越来越重要的因素。从存贷比来看,资本化的剩余价值通过贷款形式向省外输出。2008 年以前,山西省存贷比持续下降,最低达到0. 47,2009 年以后虽然有所回升,最高只达到0. 57,远远低于同期0. 7 左右的全国水平。这说明山西省一半左右的存款形成的资本以贷款形式输向省外,而没有在省内形成积累。同时,山西省民间资本大量外流。据分析,山西省有6000 多亿元流向外省房地产等资本密集型产业。

  3. 外部剩余价值积累流入省内严重不足山西省资本市场落后,资本流入不足。从2000年到2014 年,山西省境内上市公司只增加了18 家,而同期全国增加了1525 家。更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至2013 年间,三年零增长。在创业板市场和新三板市场中,截至2015 年上半年,山西省企业分别只有4 家和2 家,全国垫底。从资本市场融资规模来看,山西省2014 年全年仅融资108. 8 亿元,在中部六省中排名倒数第一,与东部省份的差距更是不言而喻。对于资本外部积累越来越重要的现代经济来说,这无疑是山西省难以忽略的短板。

  ( 二) 剩余价值在两大部类之间未实现合理分配

  马克思将社会生产生活资料生产部类和生产资料生产部类两大部类,由于轻工业主要以生活资料生产为主,而重工业主要是生产资料生产为主,本文以轻工业固定资产的投入比例来反映第二部类获得的剩余价值分配情况,以重工业固定资产的投入比例来反映第一部类获得的剩余价值分配情况。

  其一,剩余价值在两大部类间分配不合理。从图4 可以看出,山西省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在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的投入比例差距明显。总的来说,山西省轻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远远低于重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分段来看,1998 年以前,轻工业的投资占比在5% 左右,而重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占比达到95%左右。随后,轻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有所增加,重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所减少,但截至2013 年,轻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仅有15%,而重工业投资占比达到85%。

  其二,剩余价值在第一生产部类内部分配不合理。山西省存在一煤独大问题的实质就是资本化后的剩余价值较多投入到了以煤炭为代表的能源工业,从而压制了其他产业再生产的扩大。如图4所示,在重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中,能源工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绝大多数时期保持在60% 以上,近年来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在50% 以上。能源工业对剩余价值的过分占有和使用,一方面使得其他产业难以得到再生产扩大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也蕴藏着产能过剩的危机。

  因而,剩余价值在两大部类之间以及第一部类内部的不合理分配,导致了山西省社会再生产扩大的难以持续和对外部经济环境的高度依赖。

  三、政策建议

  剩余价值在省内的积累不足以及在两大部类之间和第一部类内部分配不合理是山西省社会再生产难于持续扩大的原因,使山西省经济陷入当前困局。那么,破解山西经济之困自然要从这两方面着力。在具体措施上,既要发挥好政府政策支持引导作用,更要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既要立足山西省内的积极转型又离不开国家层面的协调保障。

  其一,在国家层面要积极推进能源消费结构转型,完善资源性产品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山西省煤炭大量输出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奈的痛楚,转型发展受到省内外多方面利益的考量和博弈。一方面,中央政府要严格控制各个省份高耗能企业的发展,并承担新能源技术研究应用的财政支出,摆脱省外经济发展压力对山西经济转型的掣肘。另一方面,国家层面要加快推进完善煤炭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使煤炭价格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在供小于求时,通过高价格使煤炭价值得到补偿,在供大于求时,迫使煤炭企业转型升级。优化的能源消费结构配合有效的价格机制,使山西省煤炭产业的剩余价值更多在省内积累。

  其二,加快建立对资源输出省份的生态补偿机制。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山西省不得不将有限的剩余价值积累分出一部分用于弥补环境欠账。目前,首先要坚决实施好煤炭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增加剩余价值积累,促进煤炭资源高效开发使用; 其次,建立对山西等资源输出省份的多渠道生态补偿机制。在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煤炭企业的增值税、营业税和利润上缴方面,中央政府应向地方政府适当让利,同时向东部用煤大省征收环境补偿费用,分摊煤炭开采环境成本,用于向山西等煤炭输出省份的转移支付。通过这一增一减两个方面措施,帮助山西省剩余价值不断增加并得以有效积累。

  其三,山西省要将金融市场发展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金融市场的发展在不仅有利于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进而实现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而且还能充分利用资本的逐利性,使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下,使剩余价值的分配更加有效。一方面,壮大直接融资,要发展区域性银行金融机构。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发展落后,小县城、小乡镇分布较多,这就意味着对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需求很大,要大力发展区域性信用合作银行,通过吸收存款发放贷款,有效积累分散的剩余价值并将其资本化。另一方面,要壮大直接融资,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这主要是基于山西省存在大量的资源型大中型国有或非国有企业。这些企业的转型提升和新兴企业的发展壮大需要大量的资本支持,而资本市场是最有效的融资渠道。山西省应积极为证券、基金、期货、保险等金融机构的设立发展提供良好政策环境和必要的税收倾斜,激发金融机构创新活力,并为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提供支持。

  其四,山西省对产业结构调整要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剩余价值在两大部类之间即第一部类内部的合理分配,长期来看要依靠市场配置作用,但由于惯性的影响,短期内政府必须发挥关键作用,做好引导,并为长期发展打好基础。山西省对自身产业结构的畸形早有认识,但由于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难以摆脱。调整产业结构,必须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方面,要坚决淘汰落后产能,通过适当增加税收等财政政策,拟制资本、人力等资源向这些产业的流入。另一方面,要加快培育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变堵为疏,通过税收减免、财政补贴、贷款支持等政策手段,引导优质资源流入,在资本获利后自然形成不断壮大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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